陈长明生前是原普宁县政协副主席兼该县侨联会主席。我曾读过《把一切献给党》的长篇小说。其实他就是现实中把一切献给党的好党员。

　　陈长明曾是泰国富裕侨商陈仕朝的三少爷，乡亲们称他“不爱家财爱祖国、爱革命，不当少爷当八路”，这是他把一切献给党的鲜明写照。１５岁那年，他随父母从泰国回普宁老家，受地下党影响，心中萌动着爱国主义热情，那时正是我国抗日斗争时期，他决定留在祖国参与抗日救亡斗争，便以在家乡读书为理由获父母支持不随他们南返，从此便在潮汕地下党领导下，投身革命。１９４０年１７岁那年，他入了党。

　　当时他家住普宁池尾镇仙湖乡，有一座四点金豪宅，每月又有大笔侨汇，家里只有个慈善的婶母，一切他都做得了主，他没把充实的物质基础花在独自享受上，却在经济上不断支援革命之需，使其家无形中成为一个革命战友驿站。如地下党领导林美南、张希非、王琴等人不时住在其豪宅里，其他同志也常来常往。陈对每个战友都暖如春风，鱼肉接待自不可少，还常资助一些战友衣物、旅费。革命需要他资钱解急，他也尽力提供。有一次组织请他资助营救被捕战友马毅友，他花了大笔钱，配合组织把马毅友救了出来。马出狱后已被敌人折磨得奄奄一息，也是他把马毅友接到自己家里养伤，至恢复健康又资助他返回战斗岗位。１９４５年９月，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在普宁白暮洋宣告成立，他又一次带着一批农民肩挑车运，给这个新成立的游击队送去肥猪３头、谷子１３担，新购好洋枪３支和白龙银几百个。

　　抗日战争刚胜利，国民党在潮汕以“缓靖剿匪”为名，派重兵向潮汕分进合围、疯狂“清乡”。在“清乡”恶劣形势下，潮汕武装力量和地方党组织都不断遭袭击，于是潮汕党组织根据香港分局指示采取“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应对方针，许多已暴露的战士暂外出投亲靠友。此时陈长明已上大南山参加武装斗争，他在上山前及上山后都干得轰轰烈烈，早已暴露身份，敌人以５万元的重赏通缉他。经党批准，他暂转移到香港去，与他的上级陈扬，在九龙尖沙咀摆地摊卖 条汤作糊口之计。其父虽不同意他参加革命，却又爱子心切，一知他“落难”于港，立即给他汇来两万元港币。他手拥巨款，想到的不是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先想到的是战友，他要尽可能把父亲汇给他的巨款用来营救战友。其时转移到香港的潮汕地下党战友约数十人，生活都很窘迫，求职特别难。陈长明与陈扬商量，决定用这笔钱做生意，为战友们解决吃饭、住宿和就业问题，于是便在北角租房开了一间做南北货生意的永兴南北商行，又在铜锣湾租房开了一家潮记酒楼，安排一部分战友在这里就业，其他战友也可以在这里住宿和吃饭，于是暂时缓解战友生活上的窘迫。不久，其父又给他汇来一万港元，他知道转移抵港战友中，有些是有教学经验教师，正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经与倪永光、陈伟、翁向东等共同筹划，又经刚来港主持党的香港分局工作的方方同志支持，便因陋就简办起培侨中学，安排那些有教学经验的战友入校任教，培养党的新鲜血液。该校至今已成为香港名牌中学之一。

　　经其父一再函催，征得方方同意，他于１９４７年转移到泰国。那时虽身在泰，心仍系于祖国革命事业上，他担心在父身边，一旦祖国形势好转时想走走不了。经父允许，他转移到马来西亚邦谷其大伯处，大伯经营渔行，赏识其才，一到便让他任“财副”，除给他丰厚工资外，尚允许给他一份“花红”股。大伯之友——一福建人老板也很赏识他，再三要把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他，明确承诺一成为其乘龙快婿，便把全部家业和商业交给他主管。因其心永远系于祖国革命大业上，陈长明自然是极力婉辞，之后，该老板也聘请他当“财副”，也给于丰厚工资加一份“花红”股，其收入极为可观，但他始终节约花钱，目的是多积蓄些钱，带回国贡献给革命事业。

　　在大伯处度过１４个月后，陈长明盼到“娘”家来信：李雪光代表党组织，以李湘化名写信给他，告诉他，“家里生意好做，股东要你速回。”组织在召唤，他立即以“接到母信知病重”为由（其时其母已回国定居）向大伯与福建老板辞行。任其怎样挽留都留不住他，他把所积蓄的钱，都购了游击队最需要的药品，还买了几件当时最时髦的派克钢笔和手表。回抵祖国，无暇回家看母亲，径直投到大南山“韩纵”二支司令部，被分配到他的老上级陈扬当团长的九团去。从国外带回的药品和没花完的现金，全部献给“韩纵”二支。其兄陈豪也投身赴延安参加革命，任职军部宣传部长，牺牲于察哈尔前线，把宝贵生命献给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