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诗铭同志在潮阳工作期间，给潮阳广大干群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作风正派，关心干群，任劳任怨，不愧是一位好领导干部。

　　我在他的领导下共事时间虽不长，但有几件事情却令我永远不会忘记，值得好好回忆。

　　李诗铭同志在潮阳工作期间，经常在基层蹲点或到各公社检查指导工作。他下基层时，常带着几贴中药，一下去就是五六天，有时连上级召开电话公社，他还要电信部门接到下面接听。一九七七年七月的一天，我在河溪公社蹲点，因有急事须向他汇报，刚好他下乡到和平公社，我起床后由县委交通员吴良同志用摩托车从河溪载我赶到和平公社，但李书记起床后已到外面去了。公社同志告诉我：李书记可能去农科所。我即赶到和平农科所，果然他与卓圣泰、詹昭成等同志正在田间劳动，我只好在田头向他汇报后，一起回公社吃早餐。

　　他下基层后回到县城时，晚上大多数时间都在保密室或房间阅批处理文件和人民来信或到县城看望一些体弱多病的老同志。有一次，他下乡回到县城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外面天气非常寒冷，他穿上大棉衣，给我打电话，说孙贺田同志有病在家，要我并告知县委副书记刘俭同志跟他一起去看望。到孙贺田同志家里，诗铭同志详细询问其健康情况，还问其家属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一九七七年九月的一天，地委罗晋琛书记到潮阳找诗铭同志谈话，要调他到汕头专署农业办公室工作。事后诗铭同志对我说：“我可能要走了，你叫部里同志把叶常青同志的档案送来给我，争取在我离开潮阳之前，把他的问题落实……”我说：“常青同志的档案材料，可能不止十斤，你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看吗？”他说：“争取看看，能办的事要争取办妥。”

　　有一次，他下基层几天没有回来，组织部的同志通过电话向他汇报，说上级通知宋保金同志调回老乡工作，明天就要起程。李书记接到电话后便从仙城公社赶回县城。回到县城已是晚上十时左右，他打电话约我一同到法院为宋保金同志送行。到了法院，他对有关情况一一作了询问，如：车辆是否落实，还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等等。

　　一九七七年四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和李诗铭同志一同到河浦外围盐田检查生产情况，在大堤走了几个钟头，没有到公社去。回到县城，已是晚上六点多钟，当车开至万福桥时，诗铭同志要司机把车开往牛头山医院，看望正在住院治疗的县水利局工程师钟煌高同志。当其家属反映这几天买不到“水解蛋白”时，他即派秘书马上开车到县医药公司请经理想办法，并再三吩咐，一定要想办法买到，哪怕是高价，也要购买。

　　一九七七年春节前夕，诗铭同志找我商量，他提出大年正月初四上午，要在常委会议室开欢送会，欢送刘俭等四位同志调往汕头专署工作，并说欢送会用的香烟、糖果，他都已准备好了。即是在春节慰问物资中，由县委办公室留下一条大前门香烟和一些糖果。并说那天中午由食堂做饺子和几个菜。我问他伙食费用怎么处理，他说酒由他自己负责，其余款项结算后按参加会的常委分摊。伙食费结算后，按参加欢送会的常委分摊，每人负责３．８５元，由办公室总务发工资时代收。

　　一九七八年冬的一天下午（当时李诗铭同志已调往汕头专署农业办公室工作），我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明远同志到汕头专署为曾在潮阳工作的几位老领导落实文化大革命有关政策。因诗铭同志没有在办公室，我们五点多钟才到他家里，但等到六点多钟他才回家。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下班，他说为了解决揭西县修水利补贴粮食问题，因揭西的同志从乡下专程来汕，应尽量把事情办妥让他们回去，故此，就自己到粮食局协助他们办理。

　　接着，我们向他道明来意，说是受袁应潮同志委托，代表县委为他落实政策，并把“平反书”送给他。诗铭同志在座谈中对他在文化大革命被批斗、游街、坐牢和下放劳动等等，没有一句怨言，总是说“要向前看”。我们再三征求他还有什么意见，他一再表示没有什么意见，多谢县委关心。

　　当我们向他提及县委经研究决定给他补助药费４００元时（因当时按制度规定不能带现金，该款项应由银行汇至汕头专署农办），他婉言谢绝，说药费补助款我千万不能接受，我不会困难。他要我们转告县委书记袁应潮同志，看看能不能挤点资金，和这几百元凑在一起，帮助解决海门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打的渔民的生活困难。当时由于诗铭同志再三表示不接受补助款，为尊重他的意见，我们也就没有把款汇去。

　　从上面的这些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诗铭同志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他虽然与世长辞，但他的精神风范却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