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1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到，“我绝大多数工农军政商学各界同胞”，共同抗日，艰苦奋斗。其中的“民族英雄”、“抗日部队”将领、“爱国志士”的代表人物共列举了27位，他们是（以文中先后为序）：罗登贤、徐名鸿、吉鸿昌、邓铁梅、伯阳、童长荣、潘洪生、史灿堂、瞿秋白、孙永勤、方志敏、刘崇武、田汉、杜重远、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陈铭枢、方振武、杨靖宇、赵尚志、王德泰、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吴义成、李华堂等。

　　“八一宣言”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针对国民党政府对侵略者实行不抵抗政策，而日本帝国主义却得寸进尺，攻占东北、觊觎华北、威胁平津，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的形势，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起草的，首先刊登在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上，宣言列举了这一批在抗日中“为国捐躯”或“浴血奋战”的英雄人物，赞扬他们的献身精神和英勇行为，表达誓死抵御外侮的决心。宣言号召全国同胞总动员，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在宣言的影响下，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

　　在宣言中提到的这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当中，赫然见到有两位潮汕籍人士的名字：徐名鸿和翁照垣。在国家处于那么一个灾难深重的年代，徐、翁成为这份在国内外发布的重要历史文献中受推崇的人物，这在潮汕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翁照垣以其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的大智大勇，在我国抗日英雄谱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成为抗战贡献最大、声名最著的潮汕人。而徐名鸿，参加著名的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任师、军级的政工干部，身为19路军的秘书长，在“一·二八”中，他主持全军政治思想工作；在“福建事变”（又称“闽变”）中，他主政闽西，发动民众，建设后方，防敌渗透，联络红军，为抗日反蒋作出重大贡献；失败后他不幸被捕，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从容就义，成为死于蒋介石及反动军阀屠刀下的唯一19路军高级将领。他短暂的一生，以其辉煌的业绩永记于我国现代革命史当中。

　　　　　　　　　　　　　　　　从军北伐军职潮籍第一

　　徐名鸿，字翱翔，1897年3月2日生于广东丰顺县汤坑镇双河村，少年时就读于东海学堂，1912年随任省参议的父亲徐简庵往广州，入省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中学毕业后被广东省选送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师大前身）就读至1919年毕业，被聘为该校附中国文教员，后应梁漱溟之邀转任山东曹州中学教员。1926年春经梁漱溟推荐回粤加入国民革命军，出任李济深第四军的第10师政治部主任，随军北伐，进军湖南，占领武汉，又率部北上河南。时第4军扩编，升任由朱晖日任军长、叶挺任副军长的第11军（国民党）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北伐期间，经第4军党代表、中共早期党员廖乾吾介绍，秘密加入中共。

　　蒋、汪相继叛变革命后，徐名鸿率11军一部参加南昌起义，随起义部队在周恩来、贺龙、朱德、张国焘率领下进入广东潮汕。起义失败后，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从惠来、陆丰沿海乘船转往香港，徐名鸿潜回家乡汤坑，自此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1928年初，又应梁漱溟之召，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教务主任，不久，应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邀，再次投军，出任19路军秘书长，进驻上海。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由广东籍为主的将士组成19路军正、副总指挥为东莞籍的蒋光鼐、罗定籍的蔡廷锴，而军中最著名的一武一文均为潮汕人。武者为156旅旅长翁照垣，作为“一·二八”最前线的指挥官，他舍生忘死，率将士冲锋陷阵，与敌进行包括肉搏战在内的激战一月有余，迫日寇三次增兵，三易主帅，威震中外；文者为秘书长徐名鸿。

　　1933年，徐名鸿随19路军入闽，参与策划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19路军经过扩军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由蔡廷锴任总司令，邓世增任参谋长，徐名鸿任政治部主任，下辖6个军，由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谭启秀、翁照垣分任军长。翌年初，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下，事变失败，徐名鸿计划秘密经大埔返家乡潜伏，单线联络同为丰顺汤坑人的蒙姓医生，请他在大埔接应，不知是行程涉密还是蒙医生告密，1934年2月19日，徐名鸿在大埔县城茶阳被国民党反动军警逮捕，经陈济棠密报蒋介石，惨遭杀害，年仅37岁。临刑前留遗书两封，一致国人：“十九路军为拥护人民权力而被消灭，我今以身殉，亦以报十九路军之同胞。虽死之日，亦生之年”；一致家属：“国尚难言，何以为家，怀念半生奔劳，无点滴以慰父母……！我死之后，归葬汤坑，墓碑幸请蔡廷锴先生书之，碑曰：‘社会主义者徐名鸿之墓’，我愿足矣！”

　　1927年6月，已攻占武汉的北伐军决定将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扩编为第四集团军，下辖第二、第四两方面军。第二方面军由张发奎任总指挥，郭沫若任副党代表，下辖第4、第11、第20军。第11军由朱晖日任军长，叶挺任副军长，徐名鸿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下辖以蔡廷锴为师长的第10师，以叶挺兼师长的第24师和以许志锐（广东曲江人，保定军校毕业生，1928年1月粤桂战争时在广东五华战死）为师长的第26师。其他两军领导人是第4军军长黄琪翔，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廖乾吾，参谋长叶剑英；第20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逸群。

　　现有史籍中各有关涉及徐名鸿的文章，仅有杨弘所著的《周士第将军》一书中提到徐任11军党代表之职，而其他包括丰顺县史学工作者的文章均说徐仅任政治部主任。笔者分析，前说较为准确，因当时扩编后的北伐军均由党代表兼任政治部主任，史料中均有廖乾吾、周逸群分任第4、第20军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之说，尚未发现第11军党代表另有他人担任。那么，为什么多数文章说徐仅任政治部主任呢，这是因为那时国民革命军中的政工领导人或称党代表，或称政治部主任，两种称谓没有明显的区分。如《辞海》在介绍周逸群时，也仅称他任20军政治部主任。此外，是因为徐任此职的时间短；不到两个月，南昌起义爆发，二方面军所属部队以国（右派）共（包括国民党左派）为营垒分道扬镳，徐名鸿率其中一部分参加了起义，其在11军的职务也随之消失。有些史料说徐在南昌起义时仍任11军政治部主任，也是不准确的。

　　当年参加北伐的潮籍中高级将领以大埔县人为主，包括吴奇伟、罗卓英、范汉杰、郭思演（1899－1965，保定军校毕业）等，当时他们都是担任师、团一级职务，其他县籍的以潮安的徐光英和丰顺的徐名鸿为知名，徐光英作为不公开的中共党员，在黄琪翔的第4军任军官教导团教官，而徐名鸿先是师政治部主任，后是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可见徐名鸿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潮汕籍将领中职级最高者。

　　徐名鸿原是一文人，为什么会投笔从戎，参加革命，除了其个人因素外，还与著名学者梁漱溟有关。梁原籍广西桂林，青年时期与广西苍梧籍的李济深、（字任潮）广东合浦（现属广西）籍的陈铭枢（字真如）交厚。北伐前夕，以李济深为军长的第4军缺乏政工干部，李知梁从1917年就居北京大学讲席，广识才俊，因而请梁推荐人才，梁即推荐其赏识的徐名鸿等３位广东籍的青年知识分子。梁漱溟在其晚年所著的《忆往谈旧录》中还专门提及此事：“愚既遣青年朋友（沿旧习，应曰门人，顾愚素少用此等字样）王平叔（维彻）、黄良庸（庆）并名鸿三人，南来谒任潮真如；遂皆追认二公于役军中。武汉时，名鸿为十一军政治部主任”。

　　笔者注意到，梁漱溟二荐徐名鸿或从军，或出任广州中学教务，可见梁知徐之深。究其原因，一是梁赏识徐的才华，二是如梁自己所说的，徐是其“门人”。但查遍梁漱溟履历，他从1917年到1924年应蔡元培之邀，就任北大印度哲学教职，并未曾正式任教于徐名鸿就读的北京高师，那么，梁、徐何来师生之谊呢？笔者从梁的另一篇忆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中找到答案，时梁漱溟任教的北大哲学系百家争鸣（如饶平人张竞生也在此时任教该系），“开发了学生们的哲学兴趣”，“自由听讲的人极多，除了照章注册选修这一哲学课程者外，其他科系的学生，其他学校的学生（例如琉璃厂高师的学生，太仆寺街法专的学生等等）”。由此可见，是徐名鸿从高师到北大听梁漱溟讲课，又因徐好学上进，课余常求教于徐，两人结成亦师亦友之谊。

　　　　　　　　　　　　　　　　献策“闽变”惜功败垂成

　　蔡廷锴曾对人言：徐名鸿是19路军的灵魂。蔡廷锴这一观点是徐名鸿在“闽变”中的表现而得出来的结论。

　　发生于1933年底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也称“闽变”），是我国现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由于事变的主要领导人政治、军事决策的失误，“闽变”失败，19路军解体，各位政治、军事领导人如鸟兽散，或逃亡，或投蒋、或隐匿。若干年后，随着世局的变化，有的东山再起，而且解放后成为共和国的民主人士而处优；有的投身蒋介石门下，得高官厚禄而气扬，唯有一人在“事变”中殚思竭虑，默默耕耘，为“事变”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基础工作，但却惨死在蒋介石、陈济棠枪下。成为闽变第一个也是唯一牺牲的领导人。这个人就是徐名鸿。

　　“闽变”可以说是一次草率的革命。在以陈铭枢为主要策划者的主导下，事变的整个过程充满轻率与肤浅，但也有几个亮点，而这几个亮点，都是徐名鸿主导并得到较好的实施。

　　其一是实行土地改革以巩固后方。为应付蒋介石有关19路军围剿中央红军的指令并设想与当时处于半独立状态的广东遥相呼应，19路军主力进驻闽西、闽南。为巩固根基，徐名鸿献计于蔡廷锴，在此成立“闽西善后委员会”，徐名鸿亲任秘书长主其事，推行名曰“计口授田”的政策，即住在农村的人口不分男女老幼，不问贫富强弱，由委员会将土地统筹后，每个人口按平均分到一份土地。此举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欢迎。

　　其二是在军中成立秘密组织以抵制蒋介石特务的渗透。19路军远离中枢，蒋介石指使特务组织在被安排到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受训的19路军中下级军官中，发展人员加入其“蓝衣社”，作为中央监视19路军的耳目。针对这一情况，由徐名鸿策划，在全军成立名为“改造社”组织，徐亲任书记，在各师、团成立分社、支部，将忠于19路军的优秀中下级军官吸收为社员，公开口号是为保持和发扬19路军的光荣传统，防止内部腐化。徐名鸿在蔡廷锴的支持下，组织对出身黄埔军校、曾向蒋介石输诚的团长以上干部范汉杰、张君嵩、吴康南以及在受训时被发展加入“蓝衣社”的100余名中下级军官进行政治调查，把有明显分化19路军的人员一律逮捕，将其中若干名情节严重者予以枪决。

　　第三是与中共签订军事和边界协定。尽管在蒋介石派重兵进攻19路军时，由于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左”倾而未派红军予以支持，但在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中共还是遵守协定中的承诺。使19路军排解了与红军打仗之忧。而促成协定签订的推手也是徐名鸿。考虑到徐名鸿北伐时曾加入中共的背景，19路军任命徐名鸿为与中央红军谈判的全权代表。在助手的陪同下，徐名鸿于1933年10月期间到达瑞金，与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张云逸、潘汉年会谈，协商划定闽方与苏区方管辖的势力范围，互不侵犯，互通物资，这使19路军避免与苏区的磨擦。19路军还取消国民党当局原来规定的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放行运往苏区的食盐、布匹、药品，缓解了红军物质匮乏的局面。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在蒋介石卑鄙的分化利诱和强大的武装进攻下，由徐名鸿为主经营的打基础、固后方的成果显得苍白无力。“闽变”失败，军队解散，领导人各奔东西。行文至此，笔者为徐名鸿当时没有随蔡廷锴，在永定“住一天，由大埔汕头，逗留多日，吾（蔡廷锴自称，笔者注）儿绍昌、绍辉与叶少泉、翁云亭等来汕接船遂同返港”而婉惜不已！

　　徐名鸿是1934年2月19日即农历正月初二与随从若干从闽西南潜入广东途经大埔县城茶阳时被捕的。关于徐名鸿被捕的原因，现存世的资料一般采用丰顺县文史工作者，同时也是徐名鸿的族人徐位锐、徐勋、徐位铨著文时的说法，“被叛徒出卖”。但叛徒是谁？如何出卖？并无实证。其实不是这样。徐名鸿的次子徐颂曾将其母黄郁青叙述的经过告诉笔者，真实情况是：徐名鸿要经大埔仅告知两个人，一是在茶阳从医的同为汤坑人的蒙姓医生，二是其妻黄郁青，最先发现徐名鸿被捕是一位在茶阳开理发店的汤坑籍店员，他为顾客理发时从镜子里见到门口有军警押着徐名鸿经过，店员告知蒙医生，蒙医生立即告知黄郁青，黄郁青即通知众人设法营救，但没想到广东最高统治者陈济棠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请示蒋介石，以“背叛党国”罪名于2月25日即徐名鸿被捕7天后就地将他枪决。如前文所说，究竟是行程涉密，还是蒙医生出卖乡亲，由于蒙医生已于上世纪七十年代逝世，徐名鸿被捕的真相也就无从对证。

　　得知徐名鸿被杀害，原粤军领袖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十分气愤，徐早年的下级、后来的上级蔡廷锴更是愤怒难平，称“军队解散不足惜，徐君被枪毙，实出意料”。严厉指责陈济棠“不守信义、同根相煎”。中共对这位国共合作时北伐军中的优秀政治工作者、19路军赴苏区谈判的全权代表遇害，十分震惊，称徐名鸿为国家的“民族英雄”。

　　徐名鸿为什么选择经过大埔这条路线，笔者认为当时他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大埔经韩江水路到其家乡汤坑仅一天船程，且茶阳有同乡人接应，当年参加南昌起义在潮汕失败时，周恩来率众人在流沙开会后分散往香港，他也返家乡，一可潜伏，二是探望家中祖母及亲友；其二，当时广东在“南天王”陈济棠统治之下，与南京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对峙，处于半独立状态。徐认为纵有被捕之虞，也不致有杀身之祸。当时北伐开始时，他俩同为第4军干部，陈是第11师师长，徐是第10师政治部主任，同为军长李济深、副军长陈可钰麾下。

　　陈济棠是民国政坛、军界上一位奇特的人物。他热衷于反共，但却于红军长征途中与中共密约，让开大路使红军顺利越过粤北山区；他声称抗日至上，但当日本舰队借“角田事件”侵衅汕头时，驻粤东师长李汉魂请示如何处置，他却与日方暗通款曲，要李“相机办理”；他可以将一手提携他的老上司李济深逐出广东，取消其财政补贴，霸占李原有的广东地盘；他一面经营坚船利炮，兴办现代工业，但又热衷扶乩，迷信相术。这些，也许徐名鸿知陈济棠行世处事的矛盾一面，但对他将自己逮捕并就如何处置向陈自身的政敌蒋介石请示，并于被捕７天后遭杀害，这就万万没有想到了。蒋、陈对革命者的仇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情交谢冰莹续及子辈

　　在我国现代文坛占据重要位置的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平生向往女性自主，讴歌女性反叛，她一生婚恋复杂而又坎坷，她正式结婚4次，与男性朋友同居几位，此为世人所熟知，但她与徐名鸿的一段感情，且与徐的一家结为挚交，研究者却知之甚少。

　　2000年1月5日，谢冰莹以94岁的高龄在美国旧金山逝世。为追念这位传奇式的女作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阎纯德、台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专家李瑞腾合作选编了谢冰莹的前夫、故交、研究者的19篇文章，汇集成《女兵谢冰莹》一书，于2002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对少女谢冰莹从反抗家长包办婚姻开始到与最后一任丈夫结婚的全部婚恋生活都有不同程度的纪述：包括“萧家公子”、武昌军校同学符号、顾凤城、北大教授贾伊箴以及“三个男朋友”，唯独没有提及徐名鸿。1991年8月，澳大利亚华人女作家孟华玲在旧金山访问老年谢冰莹，谢对自己的婚恋观和所深交过的男性都作了表达，并从中也露出了与徐名鸿关系的蛛丝马迹：“我有一个朋友在军队里头”。谢冰莹所指的这个“朋友”，就是徐名鸿。

　　谢冰莹，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蜚声全国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她原名鸣岗，1906年10月22日生于湖南新化县谢驿山镇（现属冷水江市），1926年考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又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女生队，随后参加北伐。就在此期间，徐名鸿与谢冰莹在军中相识。在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挥师北上时，第四军扩编，徐名鸿升任第11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谢冰莹所在的中央军校学生统一编入中央独立师，与11军同在一路作战。

　　徐名鸿多才多艺，长相英俊，是军中高级政工干部，谢冰莹年轻活泼，能文善武，是军中才女。故徐谢意气相投，结为至交。当时徐名鸿在家丰顺已有结发妻子，故徐谢的关系仅停留在要好朋友上而已。几个月后北伐结束，军校学生被遣散。谢冰莹也回到原籍家中。这时，同为军校学生的湖北仙桃人符号（1906－1993）用鸿雁传书的方式赢得谢冰莹的芳心，他们于1929年在武汉正式结婚。

　　婚后，崇尚自由、广结人缘的谢冰莹继续与众多男性朋友过从甚密，其中尤与徐名鸿交情最为亲切，这自然引起年轻气盛的符号的妒意。台湾《传纪文学》1994年第10－12期连载了作家汪烈九《月有阴晴圆缺》，文章中记录了符谢在北平的一场对话：

　　符：“你为什么对鸿（指徐名鸿，笔者注）那么亲热？不许撒谎！”

　　谢：“很简单，他是我二哥的好友，亦即我的好友。有什么撒谎不撒谎的？”

　　符：“你不觉得已非一般朋友的表现么？”

　　谢：“那是你的看法，我不干预，由你。”
　　
　　这场不投机的对话是符谢分手的先声。他们生下一个女儿后不久，两人正式离婚。

　　徐名鸿与谢冰莹的关系不同一般还表现在“福建事变”期间。在事变的酝酿阶段，徐名鸿因身负与中央苏区谈判的使命和主持“闽西善后委员会”的工作而常驻闽西。这时，谢冰莹也跑到毗邻的厦门教书。此前，徐名鸿已与同为丰顺籍的19路军女护士黄郁青结婚。每逢假日，谢冰莹都会到徐、黄家中。有一次，谢冰莹偷偷地送给徐名鸿一封信，恰巧被黄郁青见到，场面十分尴尬。谢冰莹在其名作《女兵自传》中还描述过当时的情形。

　　谢冰莹还担任过“福建人民政府”的“妇女部长”。对此，不少研究者对与19路军毫无渊源的谢冰莹为何出此职感到莫名其妙。其实，这正是因为徐名鸿的缘故。尽管“福建人民政府”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作为一部之长，参与其重大事务是应当的，但谢冰莹却没有。“人民政府”下设“三委员会”、“两部”、“一局”，其中“两部”一是外交，由著名外交家陈友仁任部长；一为财政部，由“政府”核心人物蒋光鼐任部长。可见，“政府”成立之初并未有设“妇女部”之说。据笔者分析，谢冰莹出任妇女部长之职，完全由徐名鸿一手操办，即仅是由徐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请示后补充设立，且记录在案的虚职而已。据考证，当时谢冰莹实际上没有真正参与“福建事变”的活动。

　　“福建人民政府”仅生存三个月。徐名鸿在潜回广东途经大埔时被捕惨遭杀害，谢冰莹也遭通辑逃往上海。

　　重情的谢冰莹对徐名鸿的不幸遭遇一直十分伤心。她一直关心的徐的遗属，长期与黄郁青及其子女保持通信联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黄郁青去世以后，谢冰莹仍与徐名鸿的儿子保持通讯。

　　1986年5月22日，远在美国的谢冰莹在给徐名鸿的长子徐锷的信中还不忘叮咛：“为令尊堂两大人上坟时，请代为叩拜！”表达了她对徐名鸿及黄郁青的深切怀念。

　　徐名鸿的夫人黄郁青，是最早参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广东籍女护士之一。解放前从丰顺移居澄海县城，从事医务工作，成为澄海知名的妇儿科医生，解放后曾任县人民代表，由于医德高尚，技术精湛，人称“黄姑娘”。澄海文史工作者陈孝彻曾在《澄海报》著文介绍其生平事迹。徐名鸿有两子，长子旅居泰国，次子徐颂，年已70多，退休前系汕头公元感光厂政工干部。

　　徐名鸿牺牲后，其遗体由亲友收殓殡棺大埔茶阳，1946年 由黄郁青运回家乡丰顺。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向其家属颁发了烈士证书。1955年初，黄郁青曾给毛主席写信，要求以政府名义安葬徐名鸿遗骸并建碑亭记念。受中央内政部委托，广东省民政厅专门就此事复函黄郁青。1956年丰顺县人民政府将徐名鸿的骨殖安葬，1983年5月，县人民政府再次将其墓迁建于县革命烈士陵园，其墓碑镌刻着：“民族英雄徐名鸿烈士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