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有先驱者、拓荒人和“老夫子”之说，而尚未有“第一人”之论。笔者认为，中国电影第一人非郑正秋莫属。笔者非影界人士，此论候影界作出，如届时未有，笔者再予专论。本文先评其正气。

　　郑正秋（1888-1935），潮阳县峡山都上盐汀村（现属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人，他的正气，民国早期剧界、影坛无人可出其右。

　　　　　　　　　　　　　　　　劝善戒恶 扫荡淫剧

　　郑正秋接触新剧（即今之话剧）时年仅15岁。1903年7月的一天，他瞒着父母，放掉“郑洽记土”的学徒工计，与同学一起悄悄跑去观看一出叫《张文祥刺马》的新剧。从此，郑与影剧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我国第一个最著名的新剧评论家，而年轻的他一进入新剧界，就被卷入正剧与邪剧斗争的漩涡中。

　　民国初期，新剧在郑正秋等的推动下达到一个鼎盛时期。1913年到1916年三年间，他创作、改编新剧40多部，并在部分剧目中亲自扮演主要角色，如《恶家庭》、《义丐武七》等。他将莎士比亚的《肉券》改编成《女律师》（又名《借债割肉》），大受欢迎，不仅姑娘、太太十分喜欢，就是文人墨客看了也哈哈大笑。他改编莎剧达10多部，首开西方名剧中国化的先河。

　　正当郑正秋创作的新剧一帆风顺的时候，一些投机商人将资本转移到剧场上，选择那些风花雪月文人写的淫秽下流的剧本，凭低级趣味的噱头吸引观众。尤其是一出叫《果报录》的新剧，呈现淫人妻女者妻女被人淫等赤裸情节，使郑正秋投资的剧场票房大跌。

　　合伙人劝郑为利润也编写低级趣味的剧目或改投资其他行业。但他不为所动，并在报上袒明心迹：“盖在平时犹可舍剧弗为，今日之日，实大不可。即已以身许社会，持久与否，毁家与否，俱不足以动我心。”郑正秋不向邪气低头的勇气，在此表露无遗。

　　他召集沪上有正义感的同行，研究对策，决定对淫秽剧目进行改编，去掉原剧中邪秽部分，添上劝善内容，并以毒攻毒，戏末加上剧中人忏悔的情节。

　　不久，原来一批有不健康题材的剧目经过改编后陆续登场。郑还在新编的《果报录》中饰演一名角色。一个新编，又一个郑正秋的名字，吸引了大量观众。“劝善去恶”的新《果报录》击败淫剧果报录》。由于郑正秋坚持不懈的努力，那些上演低级下流节目的剧场观众日益减少。

　　1925年5月2日，上海著名的《申报》载文称：“我国新剧，屡频于危，赖以不绝者，郑正秋之功也。”

　　　　　　　　　　　　　　　　仗义执言 无私无畏

　　民国二年，上海滩“三滑头”之一、著名大世界游艺场创办人、巨富黄楚九（另两位是虞洽卿和经润三）看中投资娱乐业的高额利润，设立“新新舞台”，请来有北派京戏祖师之誉的谭鑫培作首场演出，想来个先声夺人。谭声情并茂，上半场唱做俱佳，但到下半场打斗摸爬戏中，由于谭年过60，动作未免迟钝，台下有一个观剧的小茶役便喝倒彩，巡场见如此下等人物竟敢在大名鼎鼎的黄楚九的剧场上不逊，便将茶役毒打一顿，灌饮人尿。对此，黄还不解气，想请当时颇有名气的剧评家郑正秋写写文章，一为谭挽回面子，二则为剧场拉住观众。

　　那年郑正秋仅24岁，他自办《图书剧报》，自任社长兼记者。尽管郑已有“剧坛奇才”声名，但在黄眼里，不过是文人一个，毛头小伙一位。黄满以为这一邀请将使郑受宠若惊。

　　黄洋洋得意地盘算着。几天后，《图书剧报》一版头条赫然出现这样的题目：黄楚九横行霸道，欺压弱小，毒打观众。黄气得七窍生烟。

　　善良、正派的郑正秋在动笔前思绪万千：一个小茶役，平时服侍人，偶尔看场戏，喝个倒彩，无非表达自身的情绪，竟遭毒打、灌尿，委实太可怜了，我要为其仗义执言。

　　黄楚九以一个商人的思维，又生一计，暗地里派人给郑送去500块钱。一身正气的郑正秋一见钱更加气愤，翌日，怒斥黄收买记者、压制舆论的文字又见诸报端。郑还将500块钱转送慈善机构。

　　黄不甘失败，请了几名律师，将郑告上法庭，告郑侵害了“守法经营”的商人名誉。人们劝郑也请律师，郑一口拒绝，他说，正义在我心，不烂之舌在我口，律师于我何用。法庭上，郑大义凛然，他历数黄仗势打人，仗力压人，仗钱卖人种种丑行。郑的陈辞，引来庭上听众阵阵喝彩、鼓掌声援。

　　轰动一时的“新新舞台”事件以黄楚九失败而告终。郑正秋一介书生，导演了一场正义战胜金钱的人间“喜剧”。民国初年，“郑正秋大战黄楚九”成为上海滩市井上的热门话题。

　　　　　　　　　　　　　　　　钟情正剧 教化大众

　　电影界习惯称郑正秋、张石川为中国电影两位先驱，其实，郑、张对艺术尤其对电影的社会效果的追求截然不同，张为票房而拍电影，“处处唯兴趣的是尚”；郑一生追求的是讲求社会效果的正剧，以“教化”民众为宗旨。1923年，在郑的坚持、努力下，继早期颇有思想性的我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之后，郑又与张合作，推出他第二部具有社会教育意义的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孤》片的诞生，成为当时最大的电影公司明星公司的奠基之作，也确立了郑正秋在影坛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这是一部根据郑正秋“教化”社会主张编写的家庭伦理片：富翁杨寿昌听信侄子谗言，逼走已怀孕的寡媳蔚如。十几年后，蔚如的儿子余璞长大，又在杨办的学校读书。此时，杨已发现侄子行为的种种不端，不再信任他，侄子怀恨在心，图谋杀叔夺产，动手那天，恰巧被余璞发现，孩子机智救了祖父，一家从此团圆。蔚如拿出家产办学校，广收贫家弟子。该片情节很投合当时社会一般人心理，大受欢迎。

　　带着《孤》片成功的信心，郑正秋引导张石川携手专拍“正剧”，1924至1928年四年间，他俩合作作品50左右部，几乎垄断当时中国影坛，其中《玉梨魂》、《苦儿弱女》、《好哥哥》等家庭伦理道德片，影响了一代观众。郑为让自己有“主义”的艺术深入观众，他亲自登台饰演角色，自编自导自演了《二八佳人》、《一个小工人》等影片，好评如潮，票房一直踞高不下。

　　三十年代开始，郑正秋与当时电影界进步人士阿英、夏衍、洪深等合作，寻求一条“合乎时代”的拍片路线，他鼓励左翼人士拍摄进步电影，如夏衍的《狂流》、《前程》，阳翰笙生的《铁板红泪录》，阿英的《丰年》，胡萍、艾霞的《新一代女性》，在郑正秋支持下相继搬上银幕。这些表现当时人民关心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受到舆论界的赞扬。

　　晚年的郑正秋体弱多病，但他正气愈盛。他殚思竭虑，为进步电影的出世摇旗呐喊，奔走呼号。在他去世之前的短短几年，他在中国影坛上又留下不朽之作：其一是发表了《如何走上前进之路》的文章，呼吁电影界结成联合战线，共同奋斗。这篇文章成为三十年代召唤进步电影最响亮号角。其二是编导了用他的话说，叫作“替穷苦人叫屈”的《姐妹花》，这部片是我国最早表现并探索阶级压迫、阶级关系的影片。影片先后在18个省、53个城市以及东南亚、香港上映，创造了当时一部中国电影上映地域、场次、观众人数、票房价值的最高记录。正是郑正秋一生正气凛然，从而更加牢固地树立起他成为中国电影第一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