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我国有两位名叫“永福”的知名人物，一位姓刘，广东钦州（现属广西）人氏，生于1837年，为清末名将，以组织“黑旗军”在越南抗法和曾在台湾抗日而闻名。一位姓张，潮汕籍的新加坡华侨，晚于刘永福30多年出生，以协助孙中山在南洋奔走革命而广为人知。因为刘永福曾在张永福祖籍饶平一海之隔的南澳任总兵，故时有读者将两位“永福”张冠李戴。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辛亥革命以及此后的反袁护法的胜利，与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期间，对孙中山襄助最力者，为旅居统称南洋的新马、印支、缅甸、菲律宾的华侨，而他们当中声名最著者主要是福建、广东两省籍人士，福建的以黄乃裳（祖籍福建闽清）、陈楚楠、陈嘉庚（以上两位祖籍福建厦门）为代表，广东籍的祖籍潮汕的张永福（饶平）、许雪秋（潮安）、林义顺（澄海，现属汕头市金平区）为代表。在民国初年孙中山领导反袁的“二次革命”到讨伐“张勋复辟”期间，孙中山在国内的主要助手有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廖仲凯，而在海外最得力的助手，要数张永福。

　　　　　　　　　　　　　　　　奔走革命不遗余力

　　张永福，字祝华，祖籍广东饶平县樟溪镇锡坑村，1872年生于新加坡。其父亲张礼早年从潮汕到新加坡谋生，小有积蓄后开设“新长美行”，经营绸缎布匹，到张永福成年后，父子又投资经营橡胶业，发展迅速，张永福一度成为新加坡颇具知名的橡胶业巨子。张永福从小被父亲送进华文学校就读，受到良好的教育。张永福青少年时期十分爱好中国历史课程，思想活跃，常聚集三五好友，纵古论今，关注时局，他与陈楚楠牵头，组织了一个小团体“小桃园俱乐部”作为聚会场所。

　　1903年夏天，上海《苏报》支持反清言论，发表了推荐邹容《革命军》和章炳麟驳斥康有为改良主义政见的论文，为清政府所不容，清廷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由工部局出面逮捕邹容和章炳麟，查封《苏报》。邹、章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地驳斥帝国主义庇护封建腐朽的清政府的罪行。清政府为此而十分害怕，勾结英国驻上海领事，要求引渡邹、章两人。消息传到海外，张永福激于义愤，与陈楚楠联络华侨各界人士，设法营救。并由张永福、陈楚楠领衔，以新加坡“小桃园俱乐部”名义，致电上海外国领事团，援引“国事犯不能由敌人引渡”的条例，请领事团关注并给予援助。在包括国内、海外革命舆论等多方努力下，邹、章终于没有被引渡。张永福首次参加国内革命斗争，并获得胜利，深受鼓舞。

　　《苏报》案成为当时轰动国内外的政治事件。邹容的《革命军》成为辛亥革命前夕最响亮的战斗号角。该书以通俗浅显的文字，号召推翻清朝腐朽统治，反对外国侵略，主张建立自主的“中华共和国”。该书于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销量逾一百万册，流传很广，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清政府对《革命军》视为大逆不道，全力封锁，禁止传播。除少数大城市外，全国多数地区还难看到该书。时张永福与陈楚楠正在创办《图南日报》，革命党人也正在筹划黄冈起义，他俩利用该报的名义，将《革命军》一书改名《图存篇》加以翻印，托青年时期就到新加坡办报的清举人黄乃裳返国时带回国内。黄先抵汕头，将一部分在潮汕革命党人中分发，一部分带往福建，广为宣传。其后，张永福还派其外甥林义顺携带一千多册，专程回国，沿途分发。张永福还别出心裁，查阅国内各省的《缙绅录》的地址。将书卷好，贴上邮票，直接寄往各省、州、县衙门的官吏，连北京的总理衙门、翰林院也都收到改头换面的《革命军》，震动朝野。

　　是年冬，张永福还与陈楚楠精心策划，借印制新年月牌之机宣传革命。张永福亲自设计，月牌中间位置印上诞生于现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独立旗和自由钟，两旁引用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的反清辞句：“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月牌下方自撰对联：“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由于月牌的设计赋予鲜明的政治内容，且新颖美观，故广受欢迎。孙中山在檀香山见到这一月牌，大为欣赏，即专门汇美金20元向《图南日报》购买20本，自用或分送亲友，并附书一封，大力嘉勉。至此，张永福声名远播。

　　张永福从一个青年华侨成长为一个急进的民主革命者，这源于一方面他受到良好的中华文化薰陶，从小萌生强烈的热爱祖国的思想，另一方面是他从小结交爱国人士，深受仗义疏才、志存高远观念的浸淫，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福建籍的邱菽园和陈楚楠。

　　邱菽园，1874年生于福建海澄（今龙海）县，年龄与张永福相仿。他是福建人中提倡维新救国和反对割让台湾最力的人士之一.清光绪年间他约20岁时，父亲在新加坡逝世，他赴新继承遗产。陈楚楠，1884年生于新加坡，与张永福同为第二代华侨，年少气盛，思想激进，不到20岁就与张永福一同经营橡胶种植业。张永福从邱菽园踏进新加坡便与其交往，与陈楚楠又是邻居，他们三人过从甚密，讨论反清革命，评说国内政局，颇有心得。

　　　　　　　　　　　　　　　　协助孙中山贡献巨大

　　海外的潮汕籍的辛亥革命先驱人物以饶平、海阳（今潮安）、澄海籍的居多，其中与孙中山交往最密、名气最大的两位都是新加坡华侨，一位是曾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民国东军都督的海阳县彩塘人的许雪秋，另一位就是张永福。

　　1905年5月，孙中山乘轮船从英国赴新加坡、日本，准备在新会唔张永福等革命党人，因签证关系，孙中山未能登岸，张永福便借助自己在当地的声望，向警方疏通特许孙中山登岸。张永福，陈楚楠等集中小桃园俱乐部聆听孙中山的指示。

　　同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后，孙中山即奔走海内外，组织成立各地分会，以壮大革命力量。年底，孙中山抵达新加坡组织分会。张永福兴奋异常，全身心投入协助孙中山组织分会的工作中，他把原为供母亲陈宝娘养老而建的“晚晴园”重新布置，专门作为接待孙中山及其他革命党人的场所。1906年，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成立，张永福、陈楚楠、黄乃裳、李竹痴等为首批会员，首届推举年轻的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翌年，许雪秋、林义顺、许子麟等一大批人员加入，使会员人数大增，重新改选张永福为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张永福仗义疏财、慷慨解囊的行为，深受孙中山的赞赏。也正是有“晚晴园”，从此孙中山将新加坡作为在海外的主要革命据点。1907年著名的潮州黄冈起义、镇南关起义和1908年河口起义的策划工作均在此完成，胡汉民起草的同盟会章程也在这里制定，孙中山也经常在这里居住。正是由于“晚晴园”的特殊历史地位，1964年12月“晚晴园”改名为“孙中山故居”，1994年，新加坡政府将“晚晴园”评定为国家级古迹，加以保护，永久纪念。

　　1908年，孙中山又以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为骨干人物，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南洋分会，以作为在东南亚宣传革命、动员华侨、培养骨干、支持国内革命的领导中心。在这前后若干年间，张永福追随孙中山左右，几乎成为孙中山的私人秘书，他一面办报宣传革命，一面穿街走巷，发动华侨，筹款寄往国内革命组织。国内黄冈、镇南关、惠州起义诸役失败后，逃亡到南洋的革命志士达数百人，张永福无一不参与接待和安置，他对孙中山以及国内革命党人几乎是有求必应，从迎来送往，到代购书籍、物品，无不一一办妥。由于张永福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革命工作上，几乎全部放弃原有橡胶业等生意，以致所办公司连年亏损，经济入不敷出。

　　张永福在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积极参与国内的政治活动，公开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引起了殖民地政府的不满，对他加以诸多压力和限制。1932年，张永福返回祖国，凭借他与原革命党人、当时已成为政府高官的上层人物以及他本人在侨界的威望，先后被安排担任国民政府侨委常委、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名誉编纂、广东银行副经理、汕头市长和中央银行汕头分行行长等职。在国内期间，张永福目睹一批地方官吏贪污腐化、中饱私囊，且社会混乱、民不聊生，认为自己在外奔走呼号、倾囊相助的国民党当局原来如此腐败，故他在不少场合多有批评。

　　　　　　　　　　　　　　　　附庸汪精卫晚年失节

　　1938年12月，汪精卫一伙从重庆潜逃，经昆明假道越南河内，准备由香港再赴日占区上海。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了响应日本政府诱迫中国政府投降的“近卫声明”的臭名昭著的通电。由于我国旧时以字代日，29日以“艳”字代，故史称“艳电”。

　　汪精卫投敌，受到力主武装抗日的全国人民以及海外侨胞的一致谴责。在这关键时刻，就连长年追随汪精卫、成为汪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顾孟余等一批国民党政要均弃汪而去，但张永福却昧于民族大义，公然发出快邮以代电报，拥护汪精卫的“艳电”，成为投汪第一个侨领。1940年3月，张永福被汪伪委任为南京傀儡政权的“国民政府”委员、“侨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好几次奉派到东南亚各地办理“通商慰侨”事宜，企图游说侨界旧故，为汪精卫壮大声势。张永福由于逆潮流而动，一变昔日广受华侨拥戴的场面，处处受到冷落，无功而返。

　　张永福附逆，笔者认为原因有三：一是他思想落伍，是非不清，方向迷失；二是他在国内供职期间，适逢军阀混战刚刚结束，民生凋敝，时国民党又忙于围剿红军，内政废驰。他目睹国内混乱不堪，对蒋介石这位国民党新右派领袖少有交往且对其政府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三是他与汪精卫交情甚深，一向慕其才华，视其为“开国元勋”。汪精卫早年跟随孙中山奔走革命，与南洋侨界尤与张永福关系密切，汪对张也颇为敬重，尊其为“党国元老”。

　　张永福与汪精卫的交情要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夕即上世纪初那一段时间。那时，孙中山被日本政府驱逐后，准备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为筹集起义的经费，孙派遣与南洋有一定渊源的汪精卫负责此事。汪精卫奔走于南洋各地，会见侨领、报界，报告军事，劝募军需，由于汪的演说才能超群，故收获甚丰，军费源源不断地汇往国内，孙中山对汪精卫的工作十分满意。而在南洋接洽、配合汪精卫的，张永福是其中的主要人物。

　　同盟会南洋分会成立后，孙中山认为应有一报刊充当革命党人的喉舌，指示张永福、汪精卫、胡汉民相机行事。张永福立即向侨界募集资金，于1907年8月20日正式出版《中兴日报》，由张永福担任报社理事长，陈楚楠任报社经理、林义顺任司理，由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等主持笔政。《中兴日报》的刊发，对发动南洋华侨出钱出力支持国内民主革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此期间，汪精卫与陈壁君常往返于国内和新加坡，在新加坡都住在“晚晴园”，与张永福过从甚密。当时的汪精卫下笔千言，能言善辩，为革命党人所折服，包括张永福、胡汉民对汪精卫敬重有加。后来曾一度成为汪精卫政敌的胡汉民曾生动地记述当时情形：

　　“先生（指孙中山）乃使同志刊行《中兴日报》，以与保皇机关报以《南洋总汇报》对垒，……保皇军既墨，华侨仍渐趋于革命旗帜之下。余前此未曾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已十年未见有工演说过于精卫者。”

　　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根据《惩治汉奸条例》，在南京将张永福拘捕。消息传出，国民党元老居正、张继等纷纷说情，述说他当时在募款支持国内革命的贡献，故法庭从轻判处张永福缓刑二年。1948年张永福刑满后寓居香港九龙，极少与外界交往，生活孤寂。1957年，张永福以85岁高龄在香港病逝。

　　早年的张永福除投身政治活动外，在新加坡对华侨社会的教育、慈善事业贡献良多。1906年他发动创办供潮侨子女就读的端蒙学校，并担任该校首任总理。他还著有《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该书成为研究南洋华侨革命活动的重要文献。其在新加坡的亲属也多有成就，其外甥林义顺为新加坡最著名的侨领，曾任该国中华总商会会长，潮州八邑会馆首届总理，先后被国内聘为大元帅府参议、总统名誉顾问；张永福的女儿张舜琴是新加坡首位女律师；张永福的曾侄孙张志贤现任新加坡国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