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旭从深圳回来老家过元宵节了，他是年内到深圳儿子那里过的年，前天遇到他是在他的厂里。老旭参过军，原则性很强,到现在还完全保留着军人的作风,本来老旭就性情暴直,退伍后更是有一种“倔脾气”。他一边抽着烟，一边讲着他年内到深圳在车上的一段“倔脾气”小插曲。

　　是老旭在丹竹头下车后，坐上了一辆开往布吉关的中巴，这趟中巴途经沙湾的，老旭上车后，跟乘务员说到沙湾下车，付了两块钱，顺便找个位子坐了下来，又有一个人上车了，说是到布吉关，也是付了两块钱，老旭纳闷：“怎么我到沙湾只有一半路也要两块钱，他坐全程也是两块钱？”他反问乘务员，乘务员没好气大声对他说：“就是两块钱！要坐就坐，不坐赶紧下车！”老旭一听,对乘务员的态度感觉好不舒服，但全车都是这么收的，没法！中巴一路收客，不一会儿就挤满了人.车将要到沙湾,又上来一拨人,此时乘务员对老旭又大声叫道:“你起来！前面沙湾就要到了！”经乘务员这么一说，老旭上劲了，用半生硬的普通话对乘务员说：“我改变主意了！我要到布吉关！！”乘务员瞪着他没法。就这样，老旭坐到布吉关下了车，然后再打的花了三十元回沙湾，这样按老旭的话说：“我感到很舒服！有点平衡感！也捍卫了自己的尊严！”

　　脾气，人人都有。按一般的理解，这“物件”似乎只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情绪，而且多与动怒、发火有关。但据我观察，脾气更多的时候好像与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特别是与职业习性尤为密不可分。比如那些待人接物时言行傲慢、动辄训人兼一脸“债主”神情的角色，大都供职于管人、管事或管钱、管物的要害部门——如若不信，不妨一试。

　　当然，我在此无意评判社会上的某些“怪脾气”，而想要说的是：同样作为职业群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执法者应不应该有“脾气”，或者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脾气”？

　　愚见以为：不仅应该有，而且还须有一副“倔脾气”。

　　民间故事和戏曲舞台从来就不乏这样的范本。宋代开封府尹包拯的“打龙袍”、“铡驸马”等故事，之所以至今仍让人们津津乐道，历久弥新，与老包那种刚正不阿、执法如山，视民如伤、清廉如水和敢于挑战皇权的秉性密不可分。一句话，老百姓看中的就是他身上的那副“倔”劲儿。与包大人同样“倔”的还有豫剧《七品芝麻官》中那个有点寒伧却不失气节的“唐知县”。这个原本寂寂无名的傻书生，为了维护普通百姓的利益，不仅敢向当时权倾朝野的明朝奸相严嵩家族叫板，而且其间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令人捧腹之余又肃然起敬。他的一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经典“倔词”，俨然成了激励官场上一些良知未泯的清流仕子的座右铭。

　　因此，这里所说的“倔脾气”，并非那种与人一言不和就想动粗、闹得脸红脖子粗的青皮“品相”，也不是仰仗着腰带上挂了串“执法机关”的钥匙便利用某种职业优势耍特权、逞威风的衙门作派，而是一种历练累积多年而不断升华的职业操守和职业习性。

　　概括起来，大约应该包含这么几层意思：

　　对司法原则及法律精神的坚守和追求，执着得近乎执拗，忠诚得近乎虔诚，认真得近乎天真；
为捍卫法律的尊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百姓的合法权益，不向权贵者低头，不向恶势力让步——有时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直至让罪犯受到惩罚，正义得到伸张，公平回归百姓；

　　不轻易放弃做人的原则而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或者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随境遇的变迁而“变色”，真正做到贫贱不能夺其志，富贵不能移其性，威武不能曲其节；

　　面对喧嚣的世界，守得住清苦，耐得住寂寞，不为乱花迷眼，不为物欲所惑；你衣香鬓影、风花雪月的生活固然浪漫、潇洒，我粗茶淡饭、洁白朴素的人生同样可以乐在其中……

　　“天子呼来不下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是大唐诗仙李白的“倔”；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而不惜挂冠而去，这是昔日的彭泽县令陶渊明的“倔”；视名利如粪土，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而令国人大呼遗憾，这是鲁迅 先生的“倔”；贫病交加中却宁愿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这是 朱自清 先生的“倔”——这样的“倔”， 既散发出做人的骨气，更浸透着民族的气节，也算得上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吧！